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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陈独秀传札记

 阅读陈独秀传札记      作者:陈明远      2012年10月至12月
  用去三个月业余时间,阅读陈独秀传三种:
  唐宝林著《陈独秀全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版;(简称“唐著”)
  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简称“任著”)
  王观泉著《被绑架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第1版。 (简称“王著”)
  2012年春天,我在采访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胡甫臣先生时,他语气沉重地说:我是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我在出版和新闻部门工作了几十年,可是我竟不知道我们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是怎么回事!直到我已经不工作了,我读到这本任建树写的《陈独秀大传》,我才知道原来陈独秀是那么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为我们党做了那么多贡献,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这个老党员却一无所知,真惭愧呀!
  此语一出,如清夜闻钟。众人不识陈独秀,可谓割断、隐瞒、编造历史之恶果;因不识而惭愧,乃良知的复活;因惭愧而秉笔直书、正本清源者,陈独秀传三部明鉴。
  我曾自问:令人痛心的历史篇章已经翻过去了,何必刨根问底,再揭伤疤?即使恢复了陈独秀的历史真面目又有何用?
  只要问问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良知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文化命脉是怎样延续,又是如何推动文明进步的?答案即明。
  对三部传记的印象:
  三部著作从不同视角,以不同的辨识方法,用不同的叙述风格,各守其法,各遵所尚,呈现出作为历史杰出人物的陈独秀。
  唐著别具祛魅匡正之情怀,将传统史料纬以新意,广泛吸纳新近解密史料和海外研究成果,评判议论挥洒不羁;
  任著取径正大,守律严谨,叙述平和,锋芒不露,掩卷有顾盼;
  王著以性情、思想结撰而成,风骨高洁,寄托遥深。语言犹胜,除历史价值外,不失为一部高水准的传记文学作品。
  阅读体会很多,一时不能尽记。拣摘若干,扼要记之:
  陈独秀与布尔什维克
  2006年我采访温州托派老人王国龙时,他向我讲过一件事:1942年的一天,“我和欧伯(彭述之)正在金源钱庄的经理室闲谈,李季来了。他把一张条子递给彭述之,说:老头子(陈独秀)怎么走得这么远?彭述之接字条,看过,没有说话,把字条递给了我。我怀疑条子是伪造的。彭述之说,陈独秀的笔迹他很熟识,假是假不起来”。
  当王国龙在上世纪90年代把这件事讲给托派元老郑超麟和王凡西时,两人都不相信陈独秀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条子上究竟写了什么?为何其言一出,语惊四座?
  王国龙老人抑扬顿挫地背诵道:“季子学弟……布尔什维克乃是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法国的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我有生之年,要在理论上反对布尔什维克”。
  王国龙问彭述之,“老头子讲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是指斯大林主义?”彭述之回答,“他没有写斯大林主义。如果是指斯大林主义,那还差不多。但他写的就是布尔什维克!他人在,我们还可以问他,现在他不在了,没办法对证了”。
  1942年6月,彭述之、王凡西、郑超麟各写一篇悼念陈独秀的文章,陆续发表在托派的油印刊物《斗争》上,油印蜡版是王国龙亲手刻工。王说,彭述之那一篇就是根据这张字条写的,他批评陈独秀又回到五四时代去了,说陈独秀是“民主的白痴”。
  我从唐宝林先生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找到了彭述之那篇《悼陈独秀》,果然提到私函,其原文:
  “布尔什维克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普鲁士主义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声称“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时即公开发表。(见他去年十一月七日致L君私函)”
  唐著《陈独秀全传》,P791,也有一段相似的引文。并注明,此信未公开发表,写于1941年12月7日,油印,在《保卫马克思主义》小册子卷一,附录《D.S.来信》页20。我推想很可能,这封信与李季收到的那一封是同一回事。即使不是,所表达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我曾为此请教于任建树先生,任先生的回答是:这符合陈独秀的晚年思想。
  我对“布尔什维克”并不陌生,幼年时通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两部影片,熟记于心。在我的观念世界,布尔什维克是一个象征苏联,象征十月革命,象征伟大的名称,是一个“想当然”、不需要问的名称。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布尔什维克被俄国人丢弃了,我才想起,为什么从来没有问一问什么是布尔什维克?
  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意为“多数”。1898年,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1907年此政党分裂为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少数派,即孟什维克。
  列宁是布尔什维克的创建者。所谓布尔什维克主义,应该指列宁主义。
  唐著以大量史料证明:陈独秀是将列宁式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第一人。(P136-142)
  1920年元旦,《新青年》第一期,首次以赞赏的口吻写到:“进步主义的列宁政府,宣言要帮助中国”。
  1920年9月,《新青年》第8卷第1号首篇刊登标志陈独秀彻底转向列宁主义的文章《谈政治》。
  《新青年》此期始辟专栏《俄罗斯研究》,专门介绍俄国革命。唐著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多数文章译自英文。说明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受到“来自日本和美国的两股列宁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
  唐著认为,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他在行文中经常使用的“国民”、“民众”观念,逐渐被“阶级”所代替。
  ……
  能否说,陈独秀也是中共领导人中彻底否定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人呢?我不确定,但陈独秀的确是将“引进”和“反对”这两个极端汇于一身了。不难想象,这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思想转变。
  时间:从1920年到1941年,相隔20年!
  意味深长的是,这个跨越两极的思想转变过程不是在学院和书斋里完成的理论体系。而是实践——和着血雨腥风,以无数“尚未醒过来就倒在血泊中祭了轩辕”(王观泉语)的英烈们包括陈独秀自己的尸体为铺垫;在大革命失败的挫折中,在监狱和穷乡僻壤孤独的思索中,痛定思痛的成果。代价太大了,所需要的勇气也太大了,只有以追求真理为意志,抛弃个人荣辱的人,才能有这样的勇气——这个勇气足以将自己否定掉!
  陈独秀在哪些方面否定了布尔什维克?
  陈独秀所否定的不是个人,既不是列宁也不是斯大林,而是布尔什维克政体,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这个政体的特征是:以多数人民主的名义,实行独裁统治;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纲管理社会;而且,独裁不仅是对俄国本土的,还包括以俄国为轴心的东方邻国,或曰共产国际各国,亦即社会主义阵营。
  陈将布尔什维克列入了独裁制的黑名单:“俄国激进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普鲁士主义”。两个主义在欧洲的历史结论都是负面的,与陈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及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
  即便是托洛茨基也没有对布尔什维克做出如此彻底的否定,在托氏的判词中,布尔什维克的错误不是制度上的,而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党”。
  王著和唐著都引用了陈独秀的一段话,很精辟:
  “不能一切都归罪于斯大林”,“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这个制度不改变,“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更深刻的含义是,陈独秀藉此否定了20年前自己对中国革命出路的选择。也就是说,1941年的陈独秀已经不再认为布尔什维克之路是中国人的解放之路,民主之路!
  这一点,在陈离世后的历史过程中被一一言中:当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与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结合后,铸成党独裁;其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共执政后,又酿出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悲剧;而布尔什维克的原产地苏联及附属国东欧,最终纷纷解体。
  还有一个反向的证明: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后,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大大地进步了。而坚守至今的布尔什维克式政体,依然被“官僚制的毒素”腐蚀着。
  我不得不佩服,潜藏在布尔什维克主义中的危险,即便在其最辉煌的时代也没有逃过陈独秀如炬的目光。
  王著在叙述陈独秀临终前的活动时,描述了一个细节:桌上有一张展开的白纸,写了一个字:“抛”。
  这个字可能是陈独秀一生所写的最后一个字。不知写这个字时,他想到了什么?“抛”的意思何解?是抛出?还是抛弃?
  抛出他的新蓝图吗?抛弃“布尔什维克”吗?
  关于红军问题
  任著384页有一标题:“所谓‘红军’问题  城市中心论”。
  1930年7月1陈独秀的一篇文章发表在托派刊物《无产者》上,题为《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指责中共凭借游民无产阶级来推动革命高潮,来影响大城市的工人运动,是叛徒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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