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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陈独秀传札记(2)

     阅读陈独秀传札记(2) 作者:陈明远 

 
  其文一发表,四面楚歌:一面是来自中共的反击,一面是托派内部的攻击,一面是共产国际的批判,一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利用。即使今天,学者们多以中共1949年的胜利为标准,批评陈独秀对红军的“咒骂”是教条主义、机械唯物论。
  我曾就此事问过任先生,回答是,“那是陈独秀当时对红军的认识,只说明当时”。什么意思呢?我理解,任著对陈的批评只适用当时;陈并没有看到红军以后的变化,批评者也没有对陈的观点是否适用之后的历史做出评论。
  王著在289页到291页,对此亦有专论。王认为,陈对中国红军的结论,应放在“中国革命的全过程中”分析,在这样的视野下,陈“除了有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外,是正确的”。王写到:陈“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中国土地上用恩格斯理论撑腰是不行的”。
  在唐著517页列出托派给陈定的六大错误,其中就有“对农民问题可耻的态度‘红军就是土匪’,没有胜利前途”。
  2012年末,我收到上海托派老人周履锵先生寄来的一本书:《陈独秀晚年著作选》,(林致良、吴孟明、周履锵编,香港天地出版公司2012年11月出版)。此书收录了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全文。周先生特说明,此文虽收录于任建树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但有删节。为何要删改原作?我想这不是任先生的意思,而是政治干预学术、统领学术的结果,在大陆出版界已是见怪不怪了,何况陈独秀?
  我阅读了没有被删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
  文章起始段引用了恩格斯对游民的精辟论述:
  “游民无产阶级——由各阶级脱离出来之破落分子的渣滓堆——乃是所有同盟中之最劣者”
  这段话使我不由地想起10多年前读过的李慎之先生的文章《发现另一个中国》。此文是为王学泰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序言。读后曾令我大开眼界,也使我大吃一惊:“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李慎之语)
  于是我将陈独秀的原文,李慎之文,王学泰文和三位著者的评论一并重温,体会如下:
  其一,陈独秀把红军与游民相提并论,又将游民定性为工人运动的叛徒,是不是机械套用了恩格斯的遗训?有待斟酌。
  “据学泰的考证,中国近代最早注意游民问题的是杜亚泉先生一九一九年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的原因》。我由此联想到,1919年前后陈独秀亦在探讨国民性问题,并主张从改造国民性入手改造国家和社会,他当时的认识与杜亚泉基本一致。这是否可以说明,陈独秀1930年对游民意识的见解,其思想底色是1919年打下来的。从陈文可读到,他对中国游民文化传统的论述,颇有系统,绝非空泛的立言。
  其二,陈对游民的看法,示意出他个人的文化取向,这种取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之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式有一个特征:从高向低。低等文化对高等文化的崇尚和效仿是天然的。在陈独秀的文化取向中,游民无产阶级代表着背叛、反复无常的劣质文化,是他所鄙视的。让游民无产阶级领导先进的产业工人,农村领导城市等于“屈服于农民的原始情绪。”等于将“同盟中最劣质的力量”推到领导地位。等于把“教育无产阶级的责任”推到低于无产阶级的游民肩上,“给工人群众和党员群众以很坏的教育”。 他认为,“真正的红军乃是革命产生的”。想用游民无产者代替红军来产生革命,无异于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骚动的把戏。革命的前途会因此而暗淡。陈独秀愤怒道:“这简直是罪恶!”
  有一点需要区分,陈独秀的文化取向与他解放劳苦大众的政治取向不是一回事。他对劳苦大众的政治立场并不包括对其文化的认同。这个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和论证。
  其三,恩格斯的论断是不是只适用与欧洲,不适应亚细生产方式的中国?扩展到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恩格斯恰恰看到了人类社会的普世本性。即当人进入游民这个社会阶层后,其人性表现大体相同;当游民阶层以造反的把戏夺取政权时,其社会后果亦大体相同,没有明显的东方西方之分。
  其四,红军的成分经过数年战争已得到改造,游民已被今天的职业军人所取代,成分上的改变是否证明,陈独秀骂错了?
  历史的演进、巧合并不是以同一种形态发生的。当视野从阶级构成转移到文化形态时会发现,红军阶级成分的变化与其文化上的变化并非同步。相反,当“一个先进的政党,竟以与土匪结合自豪向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夸耀”时,优越感透露出文化取向的信息;至1949年,当胜利主义大行其道,游民文化就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大众文化的一部分,登堂入室,指点江山,以至上升为主流文化。
  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李慎之文中有这样一段:朱元璋“这个皇觉寺的游方和尚,从小就在‘江湖上’混、深知游民的破坏力,当他一当上皇帝,就立刻把镇压游民作为第一要务,下命令说:‘若有不务耕种,专务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他还整理天下田契图籍,‘把农民钉死在土地上’,对于知识分子更是大加镇压”。毛泽东在1949年后曾效朱元璋之法。不同的是,他比朱元璋多了一招,在镇压的同时,从文化上,将游民意识加以肯定、提携,发扬光大。
  游民文化是否通过社会“遗传”机制被保存下来,又通过1949年后对党、领袖、军队的神话宣传教育,成为中共革命传统的一部分,还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课题。我曾向朋友陈坡谈了这个想法,他对党史颇有造诣,他认为:从红军到文化遗传再到遗传结果需要转换许多次才可到达结论,不容易说清楚。如果把红军的游民文化特征对后世的影响限制在一个范围,比如执政者的政治行为,会更贴切。我深以为然。
  检讨一下,我的想法只是一种直觉,来源于我所亲历的一系列历史事实:比如毛泽东以陈胜吴广自居,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恋;又比如延安整风,及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大众文化就夹杂了太多游民文化要素;还有1949年后部队干部南下将游民意识广播于市;“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游民意识的大爆发”。从古到今的中国历史不断重复着同一个结果:“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李慎之语)陈独秀生前的忧心,在身后都应验为事实,难怪他吼叫起来:“安得不‘真要气死’”。
  写到这里,百感交集。一方面是遗憾,陈独秀思想的洞见最终没有成为实践的指南,历史的恶果还是结出来,挡在通往文明的路上;另一方面是崇敬,对思想的崇敬。从陈独秀到李慎之到王学泰整整三代人,不相识的三代人,不同历史环境下的三代人,他们的思考在100年漫长的时间隧道相遇、碰撞,最终衔接。这使我对人类理性增加了一些信心。
  关于陈文在客观上对革命的副作用,我同意唐著的分析,此时陈个人正处在从政治家向思想家和学者转型的时期,也就是说,陈在其政治影响力仍然发生作用的情况下,采用了学者的方式。故造成对革命阵营的负面影响,还增加了中共给他戴一顶取消派帽子的口实。实际上,是他的思想被政治摆布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更倾向使用“不合时宜”这个词,而不是“教条主义”。
  由此想到一个题外话:在中共党史中,高频率地使用如下判词:教条主义,机会主义,投降主义等等,包括陈独秀关于红军一文,也多次指责对方是机会主义。这些判词没有明确的错罪界限,却成为评判人物、事件的尺度和帽子,动不动就戴在某人的头上,打入有形或无形的牢笼。
  我不明白,如此多的“主义”都是怎么来的?何时引进?从哪里引进?翻译是否准确?何时作为判词使用?它们确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有多少人被戴过这类帽子?又产生出多少冤假错案?这是一道需要清理的课题。
  我提出此问,目的不是要把陈独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他的缺失抹去,而是希望历史叙述在使用类似定论时更加慎重,党史中的定义或叫联共党史中的评价标准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如何使用?需要斟酌。
  恩格斯和陈独秀的预言来自于天才的直感,来自于个体生命中穿透历史的能力。他们的预言无法决定历史的走向,却显示了人类思想的伟大。
  陈独秀的民主思想
  只要提到中国近世革命,就一定提到民主革命;只要提到民主革命,就无法删除陈独秀这个名字。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又几乎无不与“民主”有关,这个现象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常见。按照唐著所说:“民主是贯穿他一生思想的一条主线”。
  陈独秀与民主的关系有两个要点:第一,所谓主线,不是一条平稳的直线,它始终与那个时代的多条主线相互纠结缠绕,在备受争议中变化、波动,处于非稳定状态。第二,其过程不仅是书斋里的思想运动,更是实践,是行动,是付诸于唤醒民众、建立政党、组织暴动等社会运动。
  三部书比较一致地将陈独秀的民主思想分为三个阶段。
  陈独秀民主思想第一阶段:
  倡导新文化,改造国民性。第一次入狱后的宗教热忱,出狱后短暂的无政府空想社会主义。时间在1920年前,这个阶段,陈没有把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任著以陈独秀1914年11月10日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为例,探讨了陈独秀早期民主思想的要点——“人权第一”。
 
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3-2-21 | 责任编辑: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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