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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法槌17声》有感

                            读《法槌17声》有感
                               作者:岑小川
 
  书的封面很干净,经典的牛皮纸上印着白色的标题,没有乱七八糟的畅销推荐符。从序到每一个案子的最后,都看得出作者的细腻和用心,包括别人给他的意见、点评以及自己的采用情况。有一句话大家都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在学术研究领域,我总觉得更需要 “不问收获的耕耘,不计回报的付出”的气魄,萧翰先生笔耕不辍,把这种精神演绎得极好。是为敬意。
  对某件事情做出评价时要遵循历史分析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是要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虑问题,如作者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曾经说过:“对于当时的法国而言,它是反人权的暴政。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是否值得不在于它是否给未来和旁观者带来福音,而在于它是否给当时处于其本地域和当时代的人们带来福祉,因为人权是指当时当地的人权而不是未来的人权,也不是旁观者的人权。”从这个角度上说,作者对西方17个古老的名案作出合时宜的分析,赋予其与时俱进的价值内涵便显得尤为合理、科学和意义重大。
  开篇第一个案子是德雷福斯案,讲的是以左拉为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用良知和信仰为被陷害的德雷福斯辩护的事。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给我们分析这些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从何而来,它既受经院哲学的影响,又受当时“医学、神学、法学、文学”这条理性和信仰并重的教学路径的感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中国要重提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守望只能一味模仿、还原当时的历史条件,对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来个恨铁不成钢的冲动变革,这是不可能且不必要的,因为我们也不是没有基础,加之国情特殊,别人那条古老的路在我们这里未必行得通。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一直相信中国也应该是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所以中国是发展希望最大的国家。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特殊群体,要发挥出他们的特殊作用,至少需要内外两方面的配合。
  从内部讲,知识分子自身应该有明确的道德追求和敏锐的判断能力。
  所谓明确的道德追求准确来说是指什么,可能没有一个本质定义,但正如哲学家格鲁斯曼名言--“天堂标准无法统一,但我们却可以比较容易就地狱的概念获得共识。”所说的那样,通过探讨他们不应该追求什么,便多少得知知识分子的底线何在。不论是熊培云教授对知识分子冠以 “犬儒主义者”之名,是钱理群教授公然批评当前很多高校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还是许纪霖教授直接地说“他们谈到现实比谁都愤青、愤世嫉俗,但是一到现实生活中,又比谁都主动积极地去适应自己所痛恨的体制,形成非常奇怪的人格:一方面憎恶体制,一方面主动适应体制。”所有的言论都出奇地类似,赤裸裸地指出了当前知识分子的通病:一边抛弃,一边寻找,抛弃的是作为知识人的正义气节、真理追求,寻找的是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得到本分及分外的利益。
  而所谓的敏锐的判断能力则是指超越一般群众的认知和决策,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基于知识分子广博的才华背景和卓越的思维能力。书里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知识分子在为正义而申辩的时候,往往不仅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还要面对无知愚民的狂热--这种狂热甚至常常显得非常虔诚。”这是对知识分子特殊义务的表达,简言之,他们应该要比民众更清醒,应该扮演开启民智、传播理性的角色。以上所述,是内部的努力。
  从外部讲,社会应该给予他们一个宽阔的舞台和温暖的期待。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快乐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和课题的研究上,他们更希望用实际行动去或得来自社会的认可和支持,他们更希望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个角落因为自己才华的施展而变得越来越美好。当前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但我担心未来会不会演变成“知识分子只管在象牙塔里钻研,普通百姓只管自家的柴米油盐”这种情形?担心未来会不会出现“智的越来越智,愚的越来越愚”这种尴尬?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关注不够、期待不够,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的良性互动也不够,我们总觉得那些像火星文一样的专业术语、理论知识超越我们的智商,但对于一本被解释好的、通俗版的《时间简史》又有多少人愿意去读呢?知识分子的呐喊呼告,又有多少人在用心倾听呢?
  另外,社会从制度上物质上给予他们的保障还可以再完善,美国实行高薪制为了保留优秀的大法官,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同样地去鼓励真正的知识分子呢?不要让温饱的顾虑腐蚀了一颗颗做学问的心。只有社会给予他们一个宽阔的舞台和温暖的期待,知识分子才不会躬耕终生,寂寞终生。
  书里第十七个案子是奎尔案,讲的是奎尔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被起诉的事,引发了关于安乐死是否可取的争论。之前我的态度一直是很模糊的,我也知道荷兰、日本等国早已将安乐死合法化,原因是当病人已经身患绝症无药可救的时候,安乐死能减少他们的痛苦。但现在我的立场很明确,理由也渐渐想明白了,我不支持安乐死。作者在文章里重点探讨了生命的哲学基础,试图从宗教和科学的角度解释安乐死是否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和生命的本然意义。
  但实话说,我并没从大段大段的科学论述中得到太多启发,但结尾倒是有一句很简单很朴素的话打动了我,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我们的社会还不至于穷到不能提供时间、爱和金钱来帮助人们安然去世,对于那些身陷恐惧和忧愁之苦,而我们又可以解除其痛苦的人们,我们亏欠他们这一切。”
  那些安乐死的病人们没有一个是不绝望的,他们对自己生命即将逝去无可奈何而绝望,如果我们答应帮助他们实施安乐死,那就是用一种绝望迎合另一种绝望,最后换来的肯定不会是希望。但你可能要质疑我,得了绝症的病人本来就是没希望的,谈希望是没意义的。
  其实不是这样,会有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我作两种解释。
  第一种,安乐死表面上看是安逸的手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安逸是某种程度上的懒惰,安乐死这项医疗技术是极为容易的、极为简单可操作的,病人结束了生命后那些困扰医生的问题也就草草结束了。但我们真的该如此对待一个庄严的、哪怕很快就要终结的生命么?还是说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和关注用在提高医术、疾病攻关上?虽然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会很难,成果也未必会在短时期内显现,但我相信,一个否定“安乐死”的社会在癌症治疗的领域内会比一个肯定“安乐死”的社会进步得多,进步得快。因为前者是消极地面对生命,只懂回避现实的苦难而寻求看似安逸的妥协,而后者是不惜代价加倍摸索突破瓶颈的方法。
  我对“希望”作出的第二个解释是生命的希望不仅在于长度,不仅在于病人活过今天是否一定会有明天,还在于他在清醒的每一分钟里是否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来自四周的爱的关怀,还在于在病痛中对生命的感悟和宽容。
  “按照韦伯的说法是袪魅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通过科学的发展不断打破各种禁忌,可是在这些被打破的禁忌中,并没有多少人真正认真地思考过是否所有被打破的禁忌都是必须的,这些被打破的禁忌中有没有属于人们轻率抛弃的东西?”在你我都未清除了解生命的真相前,谁都别对生命的去留写下绝对的结论。不能以非自然的方式使生命终结,这是古老的禁忌,是一个不应该被打破的禁忌。
  最后一个案子是沙利文诽谤案,讲的是新闻自由的话题,具体来说是新闻自由和政治敏感间的关系。书里引用了托克维尔一句颇有道理的话:“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方法,是增加报刊的样数。……在美国,没有一切报纸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形……因此报纸在美国无法汇成可以冲击或冲垮牢固的大坝的洪流。”柴静在《看见》中也有过类似的言论:“是的,可能媒体会有偏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这样,但纠正偏见的方式就是让意见市场流通起来,让意见与意见较量,用理性去唤醒理性。”关于这个话题在新年伊始的南周风波时已经讨论过了,鉴于还没有自己的新观点,就不赘言了。

   作者为博雅教育项目成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2级本科生
    来源: 共识网-作者赐稿 | 责任编辑:向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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