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du.com

律师博客

正文 更多文章

刑讯——久治不愈的顽症

                                    ----颜明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有一种野蛮现象——酷刑,始终如影相随。酷刑指的是残酷的刑罚及其执行方法,如中国古代的墨、劓、刖、宫、大辟五刑,执行死刑方法中的车裂、凌迟等。酷刑也包括残忍的审讯方式,古时称为拷讯、拷掠、拷捶等,现代叫做刑讯逼供;还包括恐怖的刑狱,说的是监狱对犯人的残暴折磨。本文只谈刑讯。
  中国几千年专制历史,王朝更替,法制演变,刑讯制度一脉相承,不同的只是具体内容的变化。近代的民国,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刑讯之酷烈丝毫不减封建专制王朝。新中国成立之后,强调文明执法,严禁逼供信,但总是禁而不止。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刑讯有如此“强盛的生产力”和“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致使古之酷史今之警员不厌不弃呢?
  手段服务于目的。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刑讯大行其道,是由其负载的根本目的所决定的。最 高统 治 者为的是维护秩序,巩固皇权,惩治叛逆,以确保江山永固;权臣为的是争权夺势,互相倾轧,消灭异 己;下层狱吏为的是尽其职守,以升官晋爵。政治支配司法,执法服务权力。刑讯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刑讯作为讯问人犯的一种方法,所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迫使人犯招供,以对其定罪科刑。当然,刑讯不一定出于个人恶意,出于良善动机也可以使用刑讯。历代皇帝都主张刑讯。奸臣残害忠良搞刑讯,忠臣铲除奸佞也使用刑讯;恶吏搞刑讯,良吏也用刑讯,可见刑讯具有“普适性”。更可怕是官府刑讯,民间也“刑讯”,在社会组织如形形色色的会 党 内,乃至在家族和家庭内,就广泛存在着残酷私刑,这是暴民社会的一大特征。刑讯污染了整个社会,在民众感情和心理中,并不十分反对和厌恶刑讯,例如贼人入监,坚不吐实,百姓总是愤愤然:“就是打得轻!”可见,刑讯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社会认可度。
  封建刑事司法将人犯的口供当作最主要的证据。自我保护,是人的本性。人犯一旦陷入囹圄,唯一可供选择的解脱办法就是极力否认事实或者避重就轻。官府的应对招数则是或规劝或利诱或刑逼,当规劝和利诱失灵,刑讯就派上了用场。因为人的肉体和精神对痛苦的忍受力是有极限的,当刑讯造成的剧烈痛苦和巨大恐惧达到一定的程度,除少数宁死不屈者外,许多人犯的精神防线就会崩溃,有罪的如实招供,无罪的屈打成招。这表明刑讯确实对实现审讯目的具有一定的功效。因此,刑讯或者以刑讯相威胁一直被执法官员当作最有效的手段。一般人犯都极其恐惧刑讯,连唐朝神探狄仁杰也很害怕,相传他因遭到武承嗣勾结酷吏来俊臣构陷谋反而入狱,审讯时喝问他为何谋反,他爽快招认:武则天皇帝改唐为周,我为唐臣,如今孝忠武周,这是对唐朝的反叛。这一曲意招供,使其免遭拷掠。随后,他趁看管有所放松之机,拆开被头用布帛写一“冤书”藏进棉衣,以天气炎热棉衣急需拆洗为名,让狱吏送给儿子狄光远。狄光远持书向武则天为父鸣冤。武则天面询狄仁杰,“承反何也?”他回答:“向若不承反,已死于鞭笞也。”
  在封建社会,刑讯是合法的或者官方认可的。一些朝代法律规定了刑讯种类、刑具大小和使用对象等,使刑讯合法化;对没有规定而实际广泛存在的“法外之刑”,普遍采取默认即认可态度。历朝历代都不曾在法律上明文彻底禁止过刑讯。秦朝时就对不如实招供的人犯以笞刑讯。汉朝进一步建立刑讯制度,“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汉文帝废除肉刑,只限于对犯人科处的刑罚,不涉及定罪前的刑讯。唐宋以后,对刑讯加以一定的限制,但实际上总是被滥用。唐朝规定对15岁以下和70岁以上的人犯以及孕妇、身有残疾的人犯,不得拷讯,并对其他人犯进行拷打的次数和每次拷打的数目上限作了规定。宋朝拷囚甚于唐代但又规定对盗窃人犯,在没有查获相关赃证之前,不得先行拷打。元律规定除强盗外,不得加以拷掠,但实际上酷吏随便使用刑讯。明律对于限制刑讯的条款少于唐代,实践中使用刑讯更加残酷,清朝刑讯有笞、杖、枷号、夹棍、拶指和掌责(掌嘴)等名目,各有各的用途。无论哪个朝代,对刑讯的限制性规定都从来没有得到认真执行。而大量存在的法外用刑,则花样纷繁,更惨无人道。《宋史·刑法志》言:“又擅制狱具,非法残民。”需要说明的是,唐宋清等朝代在对刑讯进行一定程度限制的同时,还对违规擅自刑讯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作了追究相应责任的规定,这当然对遏制刑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酷吏们总能设法摆脱制度约束,逃避责任,加之上司的包庇和袒护,违规拷讯的责任人能轻易化险为夷。在法律承认刑讯合法性的前提下,对合法刑讯的边际就难以划清和控制,特别是对法外用刑不作彻底的禁止性规定,等于认可其存在的正当性。所谓限制性规定和问责制实际上没有可操作性,等同纸上空文。由于违规擅刑的官吏承担非法刑讯责任的几率太低,其风险意识也就很差,当然就肆无忌惮、胆大妄为了。
  孤立地看问题,刑讯对取得人犯的有罪供述从而突破案件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刑讯以践踏人权为代价,根本不具有道德合理性。而且刑讯常常造成人犯的伤残和死亡,制造着冤案和人间悲剧。这类事例不胜枚举,秦朝名相李斯受权臣赵高诬陷,以谋反罪名入狱,受刑不过招供,后赵高设计,以皇帝差遣问案之名派心腹前来讯问,李斯误以为有了辩诬机会而翻案,结果遭受更加残酷的拷掠,不得以再次供认,后秦二世真的派人复核查口供真伪,李斯因彻底失望不再翻供,最终父子二人被处腰斩。对当朝宰相尚且如此,一般官吏和黎民百姓犯案,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刑讯是人类文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当人类社会迈入近代文明,它才被从制度上彻底否定和抛弃,不仅被大多数国家规定为非法甚至犯罪,而且被国际公约所禁止。禁绝酷 刑包括刑讯,已成为各个国家和民族为发展文明、法治、人权事业而共同关注的迫切问题。这是因为,刑讯在人类历史上存在太久太广,至今还有其苟延残喘的一定社会条件,而且历史习惯势力仍然相当顽强,不可小视。俯仰现实,还能不时看见刑讯逼供的魔影游荡,还时常听到因刑讯逼供造成的冤情倾诉。在我们这个封建专制历史悠久,现代民主法制长期缺位的国度,严禁刑讯逼供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出处:人民法院报
分享到:

上一篇:他真的有 罪 吗

下一篇:律师要有独立人格

评论 (0条) 发表评论

抢沙发,第一个发表评论
验证码